佛道之争（1/5）

道教在唐朝发展的基本情况

道教在南北朝的寇谦之、陆修静、陶弘景等人的改造下已经成为一个较为完备的成型宗教，而随着南齐道士顾欢的《夷夏论》的出台，更标志着佛道之间的斗争进入白热化。因此，要谈之后一个历史时期的道教发展，不得不兼顾佛教而论。

隋代的统治者相对更重视佛教，这就使得很多道士产生不满情绪。隋末，楼观道士岐晖和茅山宗领袖王知远都投靠李渊麾下，为其起兵制造了大量的谶纬。加上，李氏作为陇西门阀并非旧有的传统世族，因而必须要在谱系上找出一个合理的初始祖以压倒旧世族，而道士们了自己的教主老子，双方一拍即合，唐既然以老子的后代自居，自然不可能不厚待道教。

唐朝自李渊开始崇道，他曾三次召集儒、释、道三教人士进行佛道之辩，在辩论无果的情况下，他更直接作出了“道大佛小”的结论。当然了，眼看地位有所下降的僧侣们自然不甘如此就范，于是他们错误地找上了太子李建成。而道教的王知远等则选择支持李世民。于是，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基便直接下达了抑佛诏令。头脑再次不大清楚的众僧居然又一次上表力争，表示激烈反对，弄得李世民很不高兴，说出了“语诸僧等，明诏即下，如也不伏，国有严科”的狠话。众僧只好作罢。惟智实坚决不服，结果被当庭痛打。

到了李治继位，基本上还是沿袭着前边“崇道抑佛”的政策不变。这种状况，在武则天逐渐参与朝政执掌大权后有所改变。武则天的崇佛是众所周知的。而其背后并不单纯只是信仰问题。须知，李唐以老子为始祖，那么这就意味着道家一门乃是李唐王祚的根本。而要想取而代之扶植对立势力，最理想的莫过于从信仰根本上给对方以打击。因此，在高宗中后期至武周时期，佛教的地位急遽窜升，并达到了可以跟道教分庭抗礼的地步。

当时，太史令傅弈（道士出身，精通天文历数）在武德四年、武德七年两次上书唐高祖李渊，他从儒家伦理出发，认为佛教存在诸多弊端，“与百姓无补”、“与国家有害”，指出佛教拥有自己的寺院田产却无需交税，佛教徒渐多而无需服役，不利于国家的长远统治。

《旧唐书·傅弈传》：佛于西域，言遥路远，汉译胡书，恣其假托。故使不忠不孝，削发而揖君亲；游手游食，易服以逃租赋。